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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問責工作需要把握的問題----楊光武
          2017-11-15 15:00:04 來源:

           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

          《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》(以下簡稱《問責條例》)頒布實施一年多來,各地運用該條例嚴肅責任追究,查處并通報曝光了一大批問責典型問題,產生了強大的政治效應和社會效應。然而,在實踐中,一些地方也還存在問責工作力度不一、問責對象和問責事項泛化等問題,需要引起各級問責主體重視并加以把握。

          問責需共同發力

          不少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習慣性地認為,問責是紀委的事情。監督執紀問責,是紀委的主要職能,但問責并非是紀委所獨有的事情。《問責條例》第八條明確規定,“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”,并進一步規定“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,紀委(紀檢組)、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、誡勉方式進行問責;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。”

          由此可見,除了黨委(黨組)和紀委、紀檢組有問責權限外,黨的工作部門也有問責權限。問責工作,除了各級黨委和紀委要扛起分內之責,黨的工作部門也要肩負起問責工作重擔。

          問責工作,是一項需要共同發力的工作,它既是上下縱向的,也是左右橫向的。黨的辦公廳(室)、組織、宣傳、統戰、政法以及機關工委等工作部門,必須同黨委(黨組)、紀委(紀檢組)一道并肩作戰,積極擔負起問責工作主體責任,問責工作才能全面推開,全面落地。

          問責要問準“人”

          問責對象不同于黨的紀律處分對象,并非針對全體黨員,而是針對黨的領導干部。

          實踐中,一些問責主體把問責對象擴大化,將不該采取問責方式的問責對象也納入問責范圍,導致問責工作在對象上出現泛化現象。

          《問責條例》第四條明確規定,“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(黨組)、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,各級紀委(紀檢組)及其領導成員,重點是主要負責人。”

          開展問責工作,必須嚴格把握這一對象規定,如此才能彰顯黨的問責的特色。問責對象與問責權限主體呈上下對應關系,有權問責的主體同時也是被問責的對象,既針對各級黨委、紀委和黨的工作部門等黨的組織這一集體,更是針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這一個體。該問集體之責,就要問集體的主體責任、監督責任;該問領導干部個體之責,就應問領導干部個體的領導責任,要突出強調領導者特別是主要領導者的責任。

          實踐中,需要區別把握的是,對于不屬于這一規定范圍內的黨員干部,以及不屬于這一規定范圍的黨的組織,如果要實施問責,應適用其他黨內法規或行政問責規定,而不是一律套用《問責條例》。只有做到區別對待,區別適用,才能充分體現黨的問責的精準性。

          問責要問準“事”

          問責工作,追究的是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管黨治黨政治責任,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。問責,不局限于黨建工作領域,它既著眼于黨的建設,也著眼于黨的事業。

          《問責條例》第四條第一款明確規定,“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”,并在第六條列出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,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的六個方面情形,重點突出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黨的建設方面的情形,同時也涵蓋經濟建設等黨的事業各方面的情形。如,《問責條例》第六條第(一)項規定,“在推進經濟建設、政治建設、文化建設、社會建設、生態文明建設中,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”,繼而產生重大失誤、嚴重損失、惡劣影響的,都在問責范圍之列。

          可見,問責不限于黨的自身建設,也包含了黨領導下的各項重大事業,這是黨的執政屬性所決定的。

          實踐中,一些問責主體出現認識和理解上的偏差,把問責事項擴大化,把工作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一股腦地用《問責條例》這個“筐”來裝,導致問責事項也出現泛化現象。

          《問責條例》是對“黨的事業”的問責規定,強調的是工作上的“大事”,對于一般性工作問題的問責顯然不適用《問責條例》,應適用其他黨內法規或行政問責規定。對此,各級問責主體要正確認識,準確把握。只有既問準“人”,又問準“事”,才符合黨的問責的定位,才能彰顯黨的問責的精準性,進而彰顯黨的問責的嚴肅性和權威性。

          (楊光武 作者單位:湖北省紀委法規室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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